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五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大力提振消費”，并將其與“促就業(yè)、增收入、穩(wěn)預期”以及“合理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深度關聯。這一論述，不僅凸顯了“十五五”時期提振消費對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戰(zhàn)略意義，更深刻揭示了提升消費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性工程。按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居民消費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儲蓄率之差。因此，我國長期以來高企的儲蓄率，恰恰是提高消費率的重要“腸梗阻”。儲蓄與消費，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此消彼長。要破解消費率低的難題，關鍵在于如何合理評估當前儲蓄率的高低，找準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并提出切實可行的降低儲蓄率的建議。
本文正是基于這一邏輯，從儲蓄率變化的視角，分析“十五五”時期如何多措并舉提升我國居民消費率。深入研究發(fā)現，我國儲蓄率不僅遠高于發(fā)達國家，還顯著高于其他發(fā)達國家同階段發(fā)展水平。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滯差與人口快速老齡化前差帶來的“雙重沖擊”，導致未來教育和醫(yī)療支出可能性大大增長，居民不得不在當期進行更多預防性儲蓄，以防備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從而使得當期消費減少、消費率下降。
一、國際比較視野下的中國高儲蓄率
要理解中國儲蓄率的特殊性，必須將其置于廣闊的國際視野中進行審視與比較。綜合觀察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涵蓋的1970-2024年間中國與主要發(fā)達國家的儲蓄率和增長軌跡，可以清晰地辨識出我國儲蓄率演變所遵循的一般規(guī)律與所呈現的獨特之處。
儲蓄率的演變，首先遵循著一條與經濟發(fā)展階段息息相關的倒“U”型曲線。 無論是早已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歐美日，還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其歷史數據均顯示：在經濟發(fā)展初期，儲蓄率伴隨人均收入增長而上行；當人均GDP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并向2萬美元門檻沖刺時，儲蓄率達到峰值并在“穩(wěn)態(tài)”中趨于平穩(wěn)；此后，隨著經濟體進入更高的發(fā)展階段，儲蓄率將緩慢下行。目前，中國正處于這一轉型的關鍵節(jié)點。根據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目標，到2035年我國將邁入中等收入發(fā)達國家行列，屆時人均GDP預計將達到2萬美元，與之相應，我國儲蓄率也將進入“穩(wěn)態(tài)”并開啟緩慢下降周期。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儲蓄率將不斷向這一“穩(wěn)態(tài)”水平收斂，這無疑對提振消費構成了一定程度制約。
然而，在普遍規(guī)律之下，儲蓄率也深刻地烙印著文化基因與特定國情。 我們觀察到，日本、韓國等深受儒家文化圈影響的東亞經濟體，其儲蓄率水平普遍高于歐美發(fā)達國家。造成這一差異的根源，在于多重因素的疊加交融。其一，文化傳統(tǒng)的長久熏陶。東亞社會普遍傳承著集體主義與家庭本位的價值觀念，“量入為出”“有備無患”的節(jié)儉思想深入人心，并被賦予道德價值，這在無形中抑制了消費主義的蔓延。同時，家庭自身承載了更為厚重的社會保障功能，高等教育投入、子女婚嫁置業(yè)、長輩養(yǎng)老醫(yī)療等重大支出，大多預期內化于家庭單元，迫使家庭為長遠的未來進行持續(xù)、沉重的儲蓄積累。相較而言，歐美社會在個人主義文化傾向與成熟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共同支撐下，個體所面臨的未來不確定性顯著降低，從而有效緩解了預防性儲蓄的壓迫性需求。其二，人口結構的快速變遷。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其人口結構轉型速度堪稱“急遽”，短短數十年間便從曾經的人口紅利期迅速步入老齡化社會。這種加速的老齡化預期，無疑給中青年群體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沖擊，為漫長的退休歲月進行未雨綢繆式的提前儲蓄，成為一種近乎本能的共同選擇，從而形成了“為老齡化未來而儲蓄”的獨特效應。
在上述宏觀背景與文化差異的交織下，中國儲蓄率的“高”，呈現出一種更為顯著的“異常性”。 橫向比較可見，即便在同一發(fā)展階段，我國的儲蓄率亦是最高的。例如，2023年我國的人均GDP（約1.25萬美元）與1994年的韓國相近，但彼時韓國的儲蓄率為37%，而我國則高達43%。這一異常揭示出我國儲蓄率背后的特殊國情。一方面，作為后發(fā)的追趕型經濟體，我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起步相對較晚，盡管發(fā)展迅速，但在保障的覆蓋廣度、深度以及風險抵御能力上，與歐美日韓等先行國家仍存在差距。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廣大居民普遍傾向于將更多的當期收入轉化為個人儲蓄，以此構筑一道應對經濟社會轉型風險的“私人安全網”。這種“公共安全網不足→私人儲蓄補充”的模式，是我國高儲蓄率形成的關鍵制度性動因。另一方面，自21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結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轉型，老年撫養(yǎng)比在最近十多年間翻倍增長，快速邁向深度老齡化。在普惠式社會保障網絡尚未完全健全的過渡期，這種突如其來的老齡化壓力，如同警鐘，警醒著廣大中青年居民必須通過提高預防性儲蓄來進行自我保障，以對沖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沖擊，這亦是我國儲蓄率持續(xù)較高極為重要的動因。
二、中國高儲蓄：“雙重沖擊”下的“理性”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xù)增長帶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節(jié)節(jié)攀升，然而，儲蓄率不僅遠高于發(fā)達國家，也顯著高于同等發(fā)展階段的國家。這使得相當一大部分收入，并未如預期般順暢地流入消費領域，反而以一種“自我保險”的方式被儲蓄起來。因此，探討如何降低儲蓄率的表象，其深層次的邏輯內核，是引導居民降低因社保體系不完備及人口老齡化沖擊所帶來的消費預期不穩(wěn)和信心不足，從而讓居民在收入提升后真正愿意消費、敢于消費。深入剖析我國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的成因，是“雙重沖擊”下的理性選擇。
一方面，是社會保障不完善催生的預防性儲蓄。由于社會保障安全網存在一定的“漏洞”，居民在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失業(yè)等領域面臨著可感知的風險，這種不確定性如同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催生了強烈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例如，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過程，雖然可能提高收入，但同時也帶來了更大的收入波動風險、失業(yè)風險和暴露于城市高額醫(yī)療成本的風險。這些新風險強化了防御心理，顯著推高了儲蓄率，形成了“高收入、高儲蓄、低消費”的格局。一旦社會保障體系能夠提供足夠的兜底和緩沖，居民對未來的安全感就會大大增強，消費欲望也將隨之釋放。
另一方面，是人口快速老齡化驅動的對未來“確定性”的追逐。個體健康人力資本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出現損耗，為維持健康水平，必然導致醫(yī)療健康支出隨著年齡增長而顯著升高。這種對健康衰退的恐慌和對未來龐大醫(yī)療支出的“確定性”預期，是當前居民進行大量超常規(guī)儲蓄的核心動力。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人口老齡化浪潮下，醫(yī)療支出幾乎是無法回避的“必答題”。此外，住房、養(yǎng)老等也是驅動儲蓄的另一重因素?？梢哉f，中國儲蓄率的年齡分布呈現出獨特的“正U型曲線”，即青年家庭要為將來購房、子女教育進行高強度的預防性儲蓄，而老年家庭則因養(yǎng)老、醫(yī)療的確定性需求及代際轉移支付的動機而持續(xù)儲蓄。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fā)現，未來醫(yī)療健康的“剛性”支出預期，其推高預防性儲蓄的作用遠高于教育支出。這并非因為教育不重要，而是因為教育的“可選擇性”相對較大，而人們對于健康的“確定性”需求則是絕對且無法回避的。這種效應在特定年齡段會表現得尤為顯著，深刻影響著居民的跨期消費決策。
與此同時，金融市場的不完善也構成了抑制消費的“流動性約束”。若個人和家庭無法通過金融市場進行有效融資，當他們面臨購房、子女大學學費等剛性且未來即將發(fā)生的重大支出時，唯一可行的路徑便是“先儲蓄、后消費”。這些約束迫使居民無法平滑地享受整個生命周期的消費，使得他們不得不將本可用于當下的資金強行“凍結”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綜上所述，中國居民的高儲蓄率，本質上是經濟快速轉型陣痛期與民族節(jié)儉文化交織的產物，是民眾在社保公共服務的完善速度與改革的深度、廣度滯后于經濟增長及人口轉型速度的不平衡格局下，所做出的經濟理性選擇和“自我糾偏”。這種選擇源于經濟社會轉型中社保不完善和人口老齡化的雙重沖擊，共同放大了居民生命周期下的收入與健康風險，導致居民對未來醫(yī)療和教育的支出概率預估顯著提高。為了對沖未來收入下降和健康水平下降等各種可能的風險，居民只有將當期預防性儲蓄維持在較高水平，方能獲得內心的“確定性”與安寧，而這一點恰恰抑制了當期的消費欲望，降低了消費率。
三、筑牢公共安全網，降低儲蓄率釋放消費力
當前，中國儲蓄率持續(xù)高企而居民消費率相對不振，已成為經濟向高質量發(fā)展轉型進程中一道亟待破解的難題。本文研究發(fā)現，中國儲蓄率不僅高于發(fā)達國家，而且高于發(fā)達國家同等發(fā)展階段水平。導致中國儲蓄率高的核心在于社會保障不完善和人口老齡化雙重沖擊導致居民未來醫(yī)療健康支出和教育支出概率增加，使得居民將在當期加大預防性儲蓄力度，并對當期消費形成掣肘。因此，提振消費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公共領域改革，從根本上重塑國民的經濟預期與安全感，有效降低社會總儲蓄率和顯著提升居民消費信心，實現“降儲”與“促消”的良性互動。
首先，要以筑牢醫(yī)療衛(wèi)生保障網為基石，切實緩解群眾醫(yī)療后顧之憂。當前，人民群眾對健康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長，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仍是制約消費信心釋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健全的醫(yī)療保障體系是化防御性儲蓄為即期消費的關鍵前提。未來，應持續(xù)加大財政對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投入力度，優(yōu)化資源配置結構，著力推動優(yōu)質醫(yī)療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薄弱地區(qū)覆蓋，從根本上緩解醫(yī)療資源分布不均帶來的結構性壓力。同時，必須深入推進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鞏固并拓展藥品、醫(yī)用耗材集中帶量采購成果，實質性降低患者醫(yī)藥費用負擔。前瞻性應對人口深度老齡化挑戰(zhàn)，積極探索建立符合國情、覆蓋全民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有效分擔個體與家庭因年老、疾病可能面臨的巨大經濟風險，為釋放消費潛能奠定堅實健康基礎。
其次，要以促進教育公平與可及性為核心，有效破解家庭代際性焦慮。教育承載著家庭對未來的期望，但教育機會不均、成本高昂等問題，迫使眾多家庭進行長期預防性儲蓄，嚴重抑制了即期消費能力和意愿。未來可以從兩個方面加力：一方面，要堅定不移推進義務教育優(yōu)質均衡發(fā)展，在師資配置、辦學條件、管理水平等方面縮小區(qū)域、城鄉(xiāng)、校際差距，確保每一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起點教育；另一方面，要同步發(fā)力于教育的“兩端”：前端要大力發(fā)展普惠性學前教育，擴大優(yōu)質普惠學位供給；后端要著力構建現代職業(yè)教育體系，深化產教融合，拓寬成才通道，改革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機制。通過系統(tǒng)性地優(yōu)化教育全鏈條的公共投入與服務供給，讓教育真正成為促進社會流動、點燃希望之光的公平事業(yè)，從根本上紓解家庭為子女教育前程過度儲備資金的焦慮，將更多資源轉向當前生活改善與發(fā)展型消費。
最后，要以強化公共服務整體效能為牽引，系統(tǒng)性激活全社會消費潛能。防御性儲蓄的“凍結”狀態(tài)，源于對未來重大支出風險的不確定預期。醫(yī)療與教育保障的持續(xù)強化，共同構成了消弧民眾“后顧之憂”、提振消費信心的重要支柱。當公共服務的陽光能夠驅散未來不確定性的陰霾，當社會保障網絡越來越密越來越細時，人民群眾的安全感、獲得感與幸福感將得到實質性提升。這要求我們不僅要在醫(yī)療、教育領域深化改革、加大投入，更要注重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之間的銜接配套，協同推進養(yǎng)老、就業(yè)、住房等領域的制度建設，形成覆蓋全民、統(tǒng)籌城鄉(xiāng)、可持續(xù)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唯有構建起一個能夠有效應對生命波折、撫平社會焦慮、支撐發(fā)展預期的強大公共安全網，才能穩(wěn)定民眾長期預期，促使家庭財務安排從“重儲蓄、防風險”的保守模式，逐步轉向“有保障、敢消費”的積極模式。長期被鎖定的防御性儲蓄終將如春水消融，源源不斷地轉化為推動內需增長、促進經濟良性循環(huán)的消費動能，為實現高質量發(fā)展注入持久而強勁的內生動力。
（張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人工智能經濟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編輯：熊晨瑋、劉益建；審校：張佶燁）